华人精英归国潮背后：对雾霾的恐惧，告别“不再可爱”的美国的冲动

蚂蚁金服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最近从在 Netflix 担任高管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老同学手底下挖走了一个优秀的数据工程师，老同学写了一封邮件给他说，“我们有个很好的家伙去你那里了，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

还在美国的时候，漆远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顶级专家了。十几年前，他以中科院硕士学位的身份去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进行博士后研究，后来成了普渡大学计算机系和统计系终身教授，开设了普渡大学第一门“机器学习”的课程。他的研究成果直接在微软游戏机盒 Xbox 上大规模使用，被授予“微软研究奖”，他曾有好几次投身工业界，包括加入早期的 Google 和 Facebook，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学术界。

“在那时，这些科技公司还没法提供我所想要从事的工作。” 漆远说。

但 2014 年，漆远觉得时机成熟了。让他的家人意外的是，漆远并没有加入美国的任何一家大公司，而是决定回到中国，加入阿里巴巴。现在，他是中国“千人计划特聘专家”，蚂蚁金服的首席数据科学家。

漆远回中国加入阿里巴巴后，联合成立了阿里的大数据科学技术院，第二年就用刚推出关于的机器学习平台拿了阿里内部的技术大奖。他带着十几个人做的项目，为公司创造了十多个亿的营收，漆远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因为在机器学习的学术圈子里，这样既有技术影响力又有巨额业务营收的项目，非常罕见。用漆远自己的话说：“之前我是一个教授，而现在，我是在领兵打仗。”

漆远就是阿里“DT”(数据技术)人才引进的重要成果之一，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差不多一半的精英都在他 Facebook 的朋友列表里。他被“忽悠”回中国，现在自己又到美国“忽悠”那些更年轻的中国背景的专家回来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想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领域，干点大事。

不仅阿里巴巴，包括百度和腾讯等在内的重量级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已经将海外招聘放到人才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位置。因为激烈乃至残酷的本土竞争，让中国的不少互联网产品体验走在了世界的最前面，超过了硅谷的公司。而无论是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还是今日头条、滴滴和小米们，也越来越迫切地要走出国门，海外人才资源很重要。

在这样的动力驱动下，阿里实施 DT(数据技术，Data Technology)战略，从美国延揽了数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顶级科学家;百度相继成立百度硅谷实验室和“百度大脑”团队，都以硅谷的高级技术人才为基础;腾讯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产品岗培训生。传统猎头和亲朋好友内推的“点状招聘”已经满足不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需求，就连职场社交平台 LinkedIn 领英，也嗅到了这个机会，针对中国互联网公司推出了海外招聘服务。

一个流传在海外精英圈里的段子，是这么说的：2005 年之前从美国回来(供职中国公司)，直接就是联合创始人;2008 年左右回来，还能混一个 VP(副总裁);到了 2014 年，想做部门总监都得看具体的履历背景。

回来是造原子弹的

蚂蚁金服基础数据部的陈萌萌，目前的工作是在蚂蚁金服的自有数据库 OceanBase 团队负责 SQL 相关的开发。1981 年出生的他至今单身，日常生活很简单。2014 年加入支付宝的时候，陈萌萌没费多大劲就来杭州了，而且得到在天津的父母支持，“总比在国外近多了，有个什么事儿都方便回去”。

按在硅谷流传的段子，陈萌萌就是那种广受欢迎、身价百万的单身码农，湾区中国女生的理想对象。作为数据库工程师，他曾先后在硅谷的甲骨文(Oracle)总部和华为美国研究所从事数据库的开发和研究，待遇优渥，生活平静。但是，加入支付宝后，陈萌萌从原来硅谷“朝九晚五”的标准时间表，直接跳到了轰轰烈烈的阿里巴巴“去 IOE 运动”中。

“去 IOE 运动”是阿里巴巴发动的技术更替事件，意思是在阿里巴巴的 IT 架构中，去掉 IBM 的小型机、Oracle 的数据库和 EMC 存储设备，代之以自己在开源软件基础上开发的系统。Oracle 出身的陈萌萌非常明白这个过程多么有挑战性，在阿里巴巴发展这么快的业务要求下，更换技术底层架构的难度无异于在高速公路上给卡车换轮子。但是一旦更换成功，新技术成熟，看看 Oracle 今天的地位就知道了。

“明年 4 月份，蚂蚁金服的全线业务就都将从 Oracle 迁到 OceanBase 上，”陈萌萌说，这将是数据库领域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感到之前从没有过的兴奋与刺激。

也是在 2014 年，国际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享有盛誉的吴恩达(Andrew Ng)加入百度担任首席科学家，全面负责百度研究院。迄今为止，他仍然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引进的最重磅人物。

LinkedIn 领英解决方案服务总监、海外招聘业务负责人王欢说：2015 年开始，LinkedIn 领英的许多国内客户已经开始把海外招聘当成一个独立的计划去做，跟传统的国内招聘同样重要。甚至有的公司，也已经专门成立了海外校招团队，或者设立专门负责海外校招的岗位。“这个转变就在这一两年，今年更是遍地开花。”

有人把近两年的海外高级技术人才回流，和 1949 年后第一波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海归回国潮相比。不同的是，60 年前，“报效家国”是当时的海归回国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今天，不同的海归技术专家，对回到中国的目的和使命，有了不同的答案。

1985 年就出国的弓峰敏，2016 年 9 月回到中国担任滴滴信息安全战略副总裁，他被誉为“硅谷安全教父”，是连续创业者和硅谷的天使投资人，也是华人信息安全圈子里的“老前辈。他说：“在整个国际的信息安全局势下，我会想中国怎么做。毕竟我还是在中国出生的，有祖国情怀在里面”。

而更多高级海归则选择回避讨论这个话题。一来他们担心，爱国情怀说有或者没有，都左右不讨好，要么被人心里认为蠢，要么被人骂不爱国。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直接推动国内技术的跳跃式发展，甚至改变亿万人的生活。漆远就曾对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说，他选择回国的原因可以总结成三个：有意思、有挑战、有意义。有意思是指跟互联网金融业务紧密结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以碰撞出很多新的有意思的问题;有挑战是技术难度足够高，能吸引到更多像他这样的技术人才;而他的工作成果能让亿万用户直接使用到，这就是有意义。

相呼应的是，彭蕾也在一次开会时对漆远说：“请你来公司，是造原子弹的。”

回国三座大山：空气、教育和加班

尽管中国公司对海外人才求贤若渴，从大环境到个人待遇的各方面利好都不少，但挡在双方前面的困难和阻碍仍然很多。

郭东白是美籍华人，分别在甲骨文、微软和亚马逊供职过，2014 年接到阿里巴巴的 offer 决定回国时，他最担心的是空气质量问题。

郭东白对靠技术水平吃饭的生存哲学深以为然，对工作来说，技术难度越高的，挑战越大的，他越喜欢。他担任技术总监的“速卖通”，就是海外版淘宝，做的是“全球买全球卖”的工作，每年交易量增速非常快，交易场景非常多。今年“双十一”，共计有来自全球 230 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使用速卖通进行了在线购物。所以，速卖通业务对技术支持的要求非常高。

这正是吸引他加入阿里巴巴的原因。在招人上，他也倾向于招愿意在技术上接受挑战，有追求的人，但中国的空气质量一直在困扰着他。一方面，郭东白自己从美国回来接受挑战了，但他现在在阿里巴巴同事，不少人反而会因为空气问题，陆续在往国外跑。另一方面，他去国外招人时，“雾霾”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除了雾霾，剩下的都是加分项。”郭东白说，“希望你们媒体能呼吁一下，否则会影响一个国家的人才战略。”

蚂蚁金服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对此也很无奈，他到北京出差，走出室外就一定会戴上防霾口罩。“跟美国比，杭州的空气也不好。但在杭州，我顶多是郁闷;在北京，这就只能让人愤怒了。”

对于正在观望是否回到中国的海外人才来说，这绝对不是个小问题。郭东白和漆远都是因为选择回国工作而举家迁徙，对他们来说，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更加重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海归选择把家庭留在美国，出于空气、医疗、子女教育等原因，工作生活两边跑，或者自己先孤身回到中国工作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做决定看是否要把全家人都接过来。

滴滴出行信息安全战略副总裁弓峰敏今年 9 月加盟滴滴的时候，就没有把全家都接回来，偶尔家人会从美国到北京来看看，但不会久留。滴滴出行是全球估值前五的独角兽公司，在飞速发展的四年里，历经好几场竞争惨烈的补贴大战，现在，滴滴出行的创始人程维说：要在快的同时进行“补课”，这种“补课”就包括从海内外招募大量高级技术人才。

如果说糟糕的空气还能暂时容忍，海归人才的子女教育问题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条件。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供职于另一家中国互联网巨头高级工程师，此前在微软和 Facebook 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2014 年回国后，领导着 70 人左右的团队规模。他一开始是一个人到中国工作，第二年太太才带着两个孩子回来。老二今年 3 岁，还小，相对还好;老大 10 岁，回来就要直接上小学三年级，虽然在家里也会说中文，但完全不认识汉字，相当于比同龄人少学了 1500 个汉字，这些都得自己补，课业也比美国重。

于是，他下班之后经常得陪着孩子一块儿做作业到深夜，这是他在美国时完全没有过的经验。“孩子学中文学得很困难，我也会很心疼。”他说，“尽管我是为了工作回来的，现阶段最主要照顾的还是我的家庭，孩子的教育如果现在错过了，以后都没法弥补。”

尽管才回国两年，他的头发已经从工卡照片上的乌黑一片，到现在的白了大约四分之一。虽然也有遗传的因素存在，但相比起他之前在微软 8 年和 Facebook4 年的职业生涯，工作强度确实大了不少。

这也是海外人才在考虑回国时的一个重要顾虑因素，中国互联网公司在许多人印象中就是“996”，公司内外竞争非常激烈，所有人都很拼命。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中国公司相比起美国同行的一个特点，不过那些希望在技术上不断挑战自己的工程师，更愿意接受这种忙碌状态而选择回国。

除了空气、教育和加班的挑战之外，回国的“早与晚”也是个问题。跨境招聘平台 GCP 的 CEO 吴杰此前一直在硅谷，直到创办了 GCP 为中国公司提供硅谷人才招聘服务，才搬回北京。他说，2015 年至 2016 年，正是硅谷人才回流的高峰时期。

“这段时间基本上是国内创业大潮发展的最如火如荼的时段，各个公司估值轻松上亿，媒体上到处是创业神话。一方面这些公司有了高额的融资，在用人上更加大胆，不惜花重金砸下硅谷的人才，让他们加入到这些公司当中来。”吴杰说。“包机来硅谷投项目的投资人们也给整个硅谷想创业的华人打足了鸡血，一个项目拿回国，轻轻松松融资几百万，也是让大量硅谷人才回流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随着资本寒冬到来，尽管 BAT 这样的大公司在高端招聘上仍然非常积极。但很多创业公司开始储备过冬，在招聘上收紧了。

“硅谷回去的技术人才还是带有硅谷光环的，大家本来是希望通过这些人能够了解美国公司在技术上和模式上有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地方。但是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技术交流越来越多，硅谷光环正在慢慢褪去。而且一个小型公司也就可能引进1-2 个硅谷人才，所以现在，时机变的很重要。”吴杰说。

离开，是因为美国已经不再可爱

另外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也在悄然影响着硅谷华人工程师“留下”还是“回国”的选择。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于 2017 年 1 月上任，但他并没有受到美国硅谷和西海岸的科技公司的欢迎，那里的人们认为他的政策将对科技创新造成伤害。而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在“双十一”那天则向英国《金融时报》“直言不讳地提醒”特朗普慎重考虑全球化问题。百度 CEO 李彦宏在贴吧转发了一篇《百余硅谷精英公开信：特朗普是创新的灾难》，暗示特朗普当选可能会使世界创新中心从硅谷转向中国。

但硅谷的华人工程师群体则大多持支持特朗普的立场。

前面提到的那个在美国微软和 Facebook 待了 12 年的资深工程师就是一个典型的支持川普的华人。他在 2014 年回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美国已经是“搞平均主义，搞福利养懒人”的国家。在过往移民政策方面，美国也让华人工程师群体感到不满，老老实实走技术移民的工程师们需要等很多年才能排到绿卡，而非法移民则经常迎来大赦而率先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获得国民待遇。

他甚至说，在某种程度上，太平洋对面的中国已经比美国更为公平，“虽然有人说中国人钻到钱眼里，但是每个人都很努力，美国已经不是这样了。”

1997 年去美国时，这位本科学物理的工程师“喜欢得不行，可开心了”;但到了 2014 年，他打算回国的时候，一方面考虑的是来自中国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就是对美国及其代表的价值观的好感和认同都在下降。

回国加入阿里巴巴速卖通的郭东白也说，1995 年去美国的时候，“没有歧义地”各方面条件都优于中国。但现在至少是可以争论的，对中国对美国可以“各有所爱”了。尤其是在他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中国公司也能为他提供充分发挥的舞台了。

说到美国大选投票，郭东白则不忙于表态。可能是因为训练有素的专业和职业要求，他是一个非常理性、强调事实与数据的人，涉及到重要选择，都会考虑再三，大选如此，换工作也如此。

2012 年的大选，郭东白自己画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决策树，将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政策分门别类列出，再根据自己与每项政策的相关性和支持与否打分，统计出最终结果后再决定投票给谁，而不是根据媒体或其他人的影响来投票。最终，他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即将离任的现任总统奥巴马。

2014 年回中国，他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决策树，把回国接受阿里 offer 和留美国继续待在亚马逊的分数进行对比。他还记得结果发现两边都是 24 分，后来又调整了一些项目的权重，最后才做出去阿里工作的决定。

而在硅谷的人看来，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高管和研究学者选择回国创业或加入中国公司，其实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作为巷内硅谷华人工程师社区“巷内”的 CEO，吴睿智分析了一下回国潮背后的客观原因。

一方面，美国职场的玻璃天花板，会让中国人做到一定程度上后就很难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中国机会巨大，有施展空间，也更有“钱力”。另一方面，美国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年的衰落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可预见的未来，在美国的中产生活质量可能会落后于中国;而某些领域的美国高级人才回到中国相当于“降维攻击”，会更加受到重视。

“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后的几年，我预计将会有更大规模的人才回流，尤其是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吴睿智说。